在英国，贫困家庭的官方标准是，家庭收入低于英国家庭收入中值的60%。上一届政府通过了一部法案，宣布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：将贫困家庭儿童的比例在2020年底之前降至10%以下。
因此，在如今提倡节俭的大环境下，英国就业与养老金大臣伊恩•邓肯•史密斯(Iain Duncan Smith)提议重新讨论贫困家庭的标准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但邓肯•史密斯作此提议并非完全出于怀疑一切的动机：从此人过去的所作所为来看，他是真正关心社会问题的。
如果一个人拼命赚钱，却只能勉强填饱肚子，这个人就是穷人。世界银行(World Bank)对于贫困的标准是：日收入低于1.25美元。买一份晨报都不止花这么多钱的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的读者们，是没有资格对这个标准提出异议的。过去20年里，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增长，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减少。这一成就不会因为这两个国家出现了一些超级富豪而被贬低。从本质上来说，贫困就是一无所有。
然而，这个事情显然还没讨论完。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，北美和西欧没有一个穷人，也很少有人吃不饱饭。我们可能会注意到，在这两个地方，肥胖病属于穷人而非富人。说出这句话，就是在支持这样一个观点：贫困是相对的，而非绝对的。英国官方的贫困标准就体现了这个原则：贫困的标准随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。
收入中值的含义是，社会上收入高于和低于这个数值的人的数量相等。因此，苏铭天爵士(Sir Martin Sorrell)多拿了些奖金并不会增加贫困人口的数量----贫困和社会不公是不可混淆的两个问题。但选择收入中值作为参考值，则具有更广泛的影响。这个标准蕴含了一种思想：在富裕社会，贫困意味着被剥夺了参与社会日常活动的能力。按照这个标准，如果你用不起抗生素、上不了Facebook，可能就算得上贫困，即便在这个方面，你的处境并不比“太阳王”(Sun King)路易十四和约翰•D•洛克菲勒(John D. Rockefeller)差，而在其他方面，你的处境已经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要强得多。
然而，按照是否被剥夺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来定义贫困，这使得贫困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与收入的衡量无关。不难想象，在某些地方，几乎没有人会感到自己无法参与社会活动，即便有的话，这类人的数量也会十分有限。一些人均收入较高的复杂社会(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城镇)，以及一些无法接触到现代社会必需品的简单社会(比如发展中国家的乡村)，都可能属于这种情况。贫困成为了一种文化和政治现象，而非单纯的经济现象。
邓肯•史密斯和他创立的智囊机构社会公平中心(Centre for Social Justice)希望鼓励这种看法。因吸毒而陷入贫困的家庭，即便收入增加可能也无法摆脱贫困。被隔绝在社会正常生活之外的那种贫困，原因可能包括父母管教无方，生活拮据导致欠债，或是精神问题。从积极的方面来看，工作和家庭是推动人们融入社会的最佳方式。
这些论断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：贫困是穷人道德沦丧引起的，帮助穷人只会加剧他们的厄运。这也是传统上富人所秉持的观点。不幸的是，扶贫政策需要钱，但要合理地支配扶贫资金，必须对贫困有一个全面的理解。
戈登•布朗(Gordon Brown)喜欢设立目标，为贫困赋予某种统计学上的定义、并赋予这种定义法律地位，这正是布朗时代的产物。出于对这些据称十分客观的衡量标准的重视，制定计划、进而大笔支出便成为在所难免之事(尤其是像为儿童免税这样的计划)，而之所以制定这些计划，则往往与目标本身紧密相关。当人们用单一的标准来评判一种复杂多面的现象(比如贫困)时，就会产生这种扭曲。
我们需要的顾问不仅要懂得数字，还要了解穷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