劳务派遣被滥用的现状有可能通过《劳动合同法》的修订得到改善，但不同利益主体的激烈博弈使得这一过程变得有些艰难。
今天开始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将首次审议《劳动合同法》修正案草案，利益博弈的结果或将水落石出。
“三性”界定难？
《劳动合同法》实施刚四年多，要求修订的声音持续不停。
《第一财经（微博)日报》了解到，此次审议的《劳动合同法》修订案草案主要聚焦两点：一是对劳务派遣岗位临时性、辅助性、替代性等“三性”的界定；二是加大对违规滥用劳务派遣行为的惩处力度。
其中，争议最大的是“三性”界定。《劳动合同法》关于劳务派遣的规定过于笼统，第66条规定，“劳务派遣一般应在临时性、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”，但对于什么是临时性、辅助性和替代性的岗位，并没有明确界定，由此导致目前劳务派遣被滥用，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。
正因如此，明确界定“三性”成为一致共识。
去年2月，全国总工会将《劳务派遣调研报告》上报至全国人大法工委，建议尽快修改《劳动合同法》中“劳务派遣”相关内容。今年两会期间，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提出同样建议。
今年4月有媒体报道，《劳动合同法》修正案草案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“三性”做了界定：临时性是指用工单位的工作岗位存续时间不超过6个月；辅助性是指用工单位的工作岗位为非主营业务单位；替代性是指用工单位的职工因脱产学习、休假等原因在该工作岗位上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，可以由被派遣的劳动者替代工作。
但6月以来，一个明显变化是，不解释“三性”声音渐起。
首先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高级官员发表观点称，目前很难解释“三性”。该官员指出，“三性”只是倡导性提法，不是强制性提法。一些地方人社部门官员也发表文章，提出“三性”界定非常难。
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分析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变化，从人社部门的角度，主要是考虑今年经济形势不好，就业压力比较大。如果从严规制用工，可能会限制通过劳务派遣等灵活用工方式来扩大就业。
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劳动关系专家则认为，这主要是由于背后激烈的利益博弈。
这位专家透露，利益博弈体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方面在于企业希望维持现状，通过滥用劳务派遣降低人工成本，而地方政府出于对经济发展的担忧，对这些行为采取了纵容态度。这一博弈从各大央企和大型企业对于《劳动合同法》修改设置重重阻力的行为就可以看出。
另一博弈更为隐秘而具体。这位专家称，部分大的劳务派遣公司与人社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。“解不解释，不是立场问题，是利益问题。”
乔健认为，“三性”的界定并不难。除了全国总工会提出的界定意见之外，今年上半年人社部修订的职业分类大典将要完成，也有利于界定辅助性等岗位。
滥用劳务派遣执法待严格
从明确界定“三性”到不解释“三性”声音渐起，这一变化也说明，治理被滥用的劳务派遣面临很大挑战。
乔健表示，从中国现实来看，下一步最大问题将是法律的执行。
根据《2011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白皮书》，目前中国的派遣用工大户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，派遣岗位大部分属于长期性固定岗位，有的岗位用工期限长达十几年。这些“大户”往往和地方政府保持密切关系，即使在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案件发生后，仍能设法逃避法律惩处。
“修法看上去很美，但修订完之后还有一个大的挑战，就是能否落实到位。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识、维权意识都很强，这个法完善了，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，面临的问题将很严峻。”乔健说。
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也认为，正是因为执法部门的尺度太宽松和劳动者话语权的缺失，导致本来应该遏制的劳务派遣制度得到畸形发展。
黄乐平长期从事劳动者维权工作。他分析，法律实践表明，过于原则、笼统的规定，即使从立法本意上来说是要保护弱者，但强势一方可以设法找到可钻的空子，推动把原本不利于自己的规定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执行或解释。
“在中国，涉及弱势一方的权利时，只有规定得具体明确，并且赋予其实现权利的手段和途径，才有可能实现弱者的权利保护。因此，不仅是修法必要，更重要的是要执行到位，才能真正维护劳动者的权益。”黄乐平表示